《中国法律评论》于年3月创刊并公开发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办的国家A类学术期刊，刊号CN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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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是在北大法学院凌斌老师主持的一门课程讨论和之后的“第二课堂”讨论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这门课的授课对象是北大法学院级法学和法律硕士同学。课程讨论的时间是年11月29日。
参与发言同学有张翕、陆晶晶、方傲兰、严曦冉、程远霞、纪晓彤、陈雏音、刘俊杰、李皓、贺予希、严曦冉、张墺多、广明宇、徐芳华、戎雪倩、张姗姗、张馨月、朱江、杨奕、张坤、张永生、雷逸舟等多位同学。因为录音只记录下讨论的四分之一，这个整理稿只能部分还原讨论的内容，很遗憾没能记录下更多同学的精彩发言。这里只是按照百家姓的顺序列出各位同学的观点，没有将同学与发言一一对应。
提供录音的是徐芳华、张翕同学，由张翕、王丽君、杨奕、贺予希同学整理，严曦冉、张翕、李丹、张鼎同学校订，并由凌斌老师定稿。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胡文萍助理研究员的帮助，她研究的专业领域之一就是基因编辑。在此一并致谢。
目次
一、技术·伦理
二、父权·男权
三、平等·竞争
四、人性·选择
五、法律·生命
六、功利·底线
七、悲观·乐观
八、未来·命运
结语
引言
老师：同学们，早上好。这次课是本学期的第二次“开放讨论”。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刚刚发生的一个热点事件。我说的是薛之谦。（笑）
年11月26日，石破惊天，人类历史在这一天被改写了。贺建奎团队在耶稣诞生日的一个月前，创造了一对新的人类——不是亚当和夏娃，而是露露和娜娜。她们被称为“基因编辑婴儿”或“定制宝宝”。
到现在为止，事态还在发展当中。
但是争议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AI的潜在危害，现在讨论的很多很深入，但是更多还是理论上的一些设想，是已来的未来。基因编辑婴儿的事情正相反。它仿佛突如其来就发生了，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它发生之后，我们才开始讨论可能的风险，而生命已经诞生了。
震惊之余，仔细想想，倒也不是感到特别无法理解。技术的发展，迟早有这么一天。而且从各种报道来看，基因编辑生殖细胞，是一块超级大肥肉。因为人的体细胞数量庞大，想要完全进行编辑难度很大，而在早期胚胎如受精卵上进行编辑，实现起来简单很多。这些年，各方早就在蠢蠢欲动。暗地里的基因剪辑婴儿也许早就出生了。
所以这次的“人类第一”应当加上限定语，是“公开的”或“已知的”。这块肥肉摆在那里，没有人想去吃才是怪事。这是下一个风口，许多猪早就排在那里等着上天了。
一旦发生，很可能是在中国，尽管我们现在这样讲是事后诸葛亮了。因为发达国家在控制风险方面已经非常老练，早已经形成了一套惯例，掌握了一套办法，避免在本土发生过大的技术和伦理风险。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会涉及到宗教、道德、科学伦理和相应的法律限制，压力过大、成本过高。因此需要转移到国外进行。
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又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和投资环境。所以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中国。技术和资本都高度活跃、低法治（冯象语）、野蛮生长（冯仑语），因此最可能发生这样的突破。
消息一出，就引发了欧美学界和媒体的激烈批评，甚至导致了对国内科学界乃至国人的株连。但是在贺建奎团队背后，实际上很可以看到欧美国家科学团队乃至资本力量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被提及的大学就有莱斯、斯坦福和哈佛大学。他们只不过依然藏在幕后而已。资本和科学技术都没有祖国。
实际上，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是通过CXCR4，而不是这次编辑的CCR5。所以很多人说，这不是一个预防或者治疗性的医疗行为，这就是一个实验，一个拿中国人为欧美人做的实验。
也有人说，如果真的对白种人的艾滋病治疗有帮助也是一件善事。或者，尽管确实有一些风险，任何突破总要有个过程，从此开始，终究会得到完善，或许最终有益于全人类？就像贺建奎自己讲的，在他看来，人类性细胞的基因编辑就和试管婴儿一样，每一项重大技术突破伊始，都会引发争议，并且肯定带有某些风险，但是最后会改善人类的处境，增进人类的繁荣。
可是，如果确系如此，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方式，而不是按照科学界通行的伦理和程序进行？
所以说，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孩子，为了中国人或者世界人民的艾滋病预防？都不是。那么是参与的父母被忽悠了？或者贺建奎团队和他们背后的投资人是在犯傻、发疯？更不是。
不管是进行实验的科学团队，还是参与实验的“志愿者”父母，乃至背后的资本团队和利益相关方，这些人都是高度理性化的，都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他们的智商更不必说财富，我相信，甚至高于我们教室内同学的平均水平，尽管你们都是北大法学院最优秀的学生。所以他们不会被贫乏和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都在从事高风险的职业，对风险有充分的预估和判断能力。
从事后来看，他们对整件事情应对得很从容，并没有出现慌乱。而且尽管恶评之声举世汹汹，也找不出什么法律上的明确依据。这都证明他们是有预判的，是在经过周密的策划、充分的准备、精心的安排之后进行的。
特别是从贺建奎和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次冒险失败了，当然会付出一定代价；但是如果成功呢？那将是一个带来巨大回报的商业传奇，说不定还能带来个什么奖。甚至就算这次事件本身失败了，由此起到的宣传推广作用也仍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既为自己做了广告，也为这个市场做了宣传。这注定会吸引更多客户和投资。被宣布违反伦理乃至驱逐出学术界又怎么样？有那么多潜在客户等着“私人定制”。他们这样做，必定是对自己面临的风险做了多番的理性计算，并且得出了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的判断。
总之，这不是一个意外，而是来自贺建奎团队在经过长时间秘密运作和周密准备之后的主动引爆。这次事件最显著的作用就是，把一个此前只能在黑市里运作的巨大的潜在市场，揭开了盖子，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黑市从此成了白市。生殖细胞的基因剪辑，一个“定制宝宝”的新兴市场从此“上市”了。
于是，我们终于在离奇凶杀、明星八卦之外，遇上了一个自己能插上嘴的科学问题——因为科学家们也在讨论伦理，而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
现在呈现出的，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要求惩罚贺建奎，并且要求禁止对人类性细胞的基因编辑。而且是科学和舆论的一致批评。这和以往很不一样。就像转基因食品，科学家内部早已定论，转基因不会危害个体和人类的健康，但是大多数民众还是非常担心，反转基因的流言，总是很有市场。这也反映出如今对于科学的看法，不再是坚信无疑或盲目崇拜了。这一次很难得，科学家和老百姓高度共识。
原因倒不是群众懂科学了，而是科学家也开始吃瓜了。人类基因组非常复杂，目前科学界对此也所知甚少。从他们对实验风险的反复强调来看，更多是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担心。所以科学界最后诉诸的红线，并不是明确的科学结论，而更多的是伦理、程序和法律。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把贺建奎个人和这次的个案，与基因编辑技术的人类应用，区分开来。不要因为一颗老鼠屎腥了一锅汤。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禁止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细胞？如果仅仅是出于恐惧和担心，就要求对一项具有应用前景的前沿技术进行公共管制乃至法律禁止，显然不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那么，如果要控制乃至禁止对人类性细胞的基因编辑，究竟理由何在？
今天正好是我们这门课的第二次“开放讨论”，下课之后还有我们的“第二课堂”，也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欢迎同学们参加。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各位同学的看法。
技术·伦理
赵同学：对这个事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基因脱靶，我有一个疑问，我不知道他的技术具体是什么样子？他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艾滋病的遗传。如果基因编辑可以克服基因的缺点和疾病的遗传，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担心的人所批评的点，是基因脱靶，有可能本想改变A基因但是打掉了B基因，无法把握会不会产生基因突变。我不知道这个技术的成熟性怎么样。
而且这个教授（贺建奎）是个副教授，看起来还蛮年轻的，他到底有没有实力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想搞清楚的一个事实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这个话题讨论才有继续的意义。
老师：不要歧视副教授和年轻人。（笑）这个世界常常是被他们改变的。要看到，学界尽管一致批评，主要不是质疑这个团队的专业水准，反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个“上帝的手术刀”而令人担心。所以反对的声音只能集中在职业伦理上。
首先要区分，基因编辑是个技术问题，但是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并孕育为生命，则是个伦理问题。问一个技术是否成熟，要看运用的对象。如果是用在人身上，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因为如果是用在动物身上，准确率50%就可以，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
从报道看，基因编辑技术在各种动植物以及人类胚胎中都已经成功进行了各种修饰，应用很广泛。但是用在人身上，要求95%的准确率，就不成熟。目前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时远未达到临床应用的标准（95%，无嵌合，零脱靶）。
其实已知风险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这里更多的是对未知风险的担心，也就是一旦污染人类的基因池，可能产生波及全人类的危害。但是，要说这一次的基因编辑就污染人类基因池了，多少有点危言耸听。更多的担心还是这个技术放开之后，会不会失控，产生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灾难。自然自发的基因变异就是进化的方式，甚至是人类因基因保持多样性而确保种群安全的前提。
人类自觉的基因编辑加入后，实际上是加快了进化的速度，在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之上，又加入了人为选择。科学家们反复告诫，这会大大增加人类的族群风险。但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只有天知道。
那么，仅仅是对未知风险的恐惧感，能够成为充分的理由，从而阻挡这一技术和资本联手的伦理突破么？如果不能，我们就还是要追问：如果要控制对人类性细胞的基因编辑，有什么过硬的理由？
钱同学：我有一个疑问，假定这个技术成立并且可以不断完善，我们人类需要一个这样的基因编辑技术让自己百病不侵吗？如果我们长生不老地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有什么意思？而且地球的容载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好像是90亿的人口，如果很多的人拥挤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有什么意思？
老师：都是很好的问题。如果风险相对可控，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人提出其实它比药物治疗的危害要小。吃药没有副作用吗？有没有风险？有吧。每年因为吃药吃死的人有多少？不说假冒伪劣的药品，因为正常的药物副作用死亡的人有多少？
我们不妨做一个当堂的调查：看一看，假设同样是延缓衰老、促进健康，且不说让人变得更漂亮更强健，就是从疾病的预防、治疗的角度来讲，有多少同学愿意选择这个技术？有多少同学不会选择？
（大多数同学举手表示“不会选择”）
老师：大多数同学都不会选择。看来这个同学多虑了。为什么呢？大家说一说。
为了强化问题，我再和大家讲另外一个例子。前面提到了转基因食品。我一些研究生物学、医学、农学的朋友们讨论转基因问题时，他们有一个共识，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只要说转基因食品有风险有害，就特别有市场，很多人都会看、都会转。
当然，对科学保持怀疑，这也是一种健全的理智，我们对科学的崇拜早已不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那样。但是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一些莫名的恐惧。
这种莫名的恐惧，当然阻挡不了转基因。难道现在因为科学家和老百姓一样，只能讲一些恐怖故事来反对人类性细胞的基因编辑。仅仅出于对未知的恐惧就拒绝一个可能造福人类的技术？
一个从事转基因相关研究的朋友讲过一个理由，这其实是两害相权。可以不选择转基因，但这意味着选择农药，因为都是要解决病虫害问题。不用转基因去解决，就要用农药去解决，而农药对人体的危害是相当大的。甚至农药也会产生遗传性影响，会影响下一代。那会有人说农药我们也不选择，我们就吃无公害绿色的食品。
但是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口将饿死，或处于极度贫困当中。这时你怎么去选择？大量药物、农药的运用，不仅对人类而且对大自然会产生副作用。为什么不去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的基因技术呢？
为什么涉及“基因”时，不论是“转基因”还是“剪基因”，大家会有这么强的怀疑、抵触呢？我们继续请同学谈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父权·男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