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时代，高速运转的资本-科学-技术系统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语境，即便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时间观和空间感，都已离不开技术系统的规制，当生动的自然与丰富的人性都可被还原为用于计量的数据，我们的生活是否还留有不可被窥测的余地？我们自身是否也陷入了对无限增长的痴迷？
面对这一时代困境，哲学何为？哲学如何能够讨论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以及当代科学和技术在更广范围的发展？哲学反思如何从技术时代的焦躁和喧嚣中完成一种思想性摆渡，抵达技术时代的前提、根基和边界，看清时代的真相？
年11月12日下午，知名学者刘擎、郁喆隽、余明锋和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就余明锋的新书《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在思南读书会与读者们一起探讨了这一关乎时代与个人的哲学问题。以下是当日对谈部分实录。
讲座现场“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余明锋：先简单地抛砖引玉讲两点写这本书的基本想法，再把话筒交给刘老师、郁喆隽老师，我今天来特别想听他们两位的看法。
我写这本书有三卷本的计划，第二卷正在构思、写作当中，第三卷会留在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出。因为我们正处于巨变的时代，无论是从技术的发展，还是从世界形势的变化，这对于哲学思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尼采研究者不会完全认同这句话。哲学的思考，哲学开启思路的方式，也可能进入历史某一个脉络里面去，不一定是完全回顾性的。但是我们在经历、同时也在观看这个时代，哲学要理解这种历史变局。在这一点上，尼采和黑格尔一样都是有着高度历史感的哲学家。
这就说到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意识，时代感或者时代性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今天怎么样能够做这一种切题的哲学思考？
有关哲学理论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其实主要在和文本打交道，在和伟大的心灵打交道。但是，对所有伟大的心灵，不能简单地指望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当我们指望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的时候，一是在苛责前人，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的责任。我们需要过自己的生活，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生命问题。当这个时代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其实重新理顺和它的关系，重新找到思考的切入口，这是作为尼采研究者从尼采那里学到的一个哲学的观念。这个哲学的观念，就是哲学永远是在做这样一个切题的反身性的思考，不是柏拉图说完以后，我们重复一遍就可以了。尼采甚至明确地说，柏拉图说了一遍，我们重复一遍，那叫谬论。哲学的真理不是简单的命题式的陈述，它是针对自身的生存状况，针对自我理解而发问的。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做鲜活的哲学思考，首先要对自己的时代有所认识。这是我写这本书主要的动机。
在大学哲学系教书，我总有一种愧疚感，跟伟大的前人相比，我们今天的思想恐怕是弱了一些。当然我们还有未来，还可以努力——这个努力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共同体的事情。所以，写完这本书之后，我给很多学术界朋友们寄了书，想听大家的反馈。我听到赞扬的时候当然特别高兴，因为自己的书相当于自己生的孩子一样，它长得好我是高兴的。但是听到严肃批评的时候，同样很高兴，因为我自己想推进这件事情，推进到什么程度，我是保持一定的开放性的，有批评就是在借大家的力，在一起推进思考。这种开放性也有尼采式思想态度。总之，我根本上是从一种尼采式哲学观出发来做这件事。
接下来谈第二点，为什么是技术时代？为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我想讲得日常一点，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看现在所在的这个场景，今天能够组织起这样一场活动，其实离不开所有技术手段，包括最基本的电。这是我最近构思写作《感知论》的时候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的目光很大程度上聚焦在人身上，对物只是需要时拿来用，但往往缺少反思。这个带来跟我这本书相关的命题，叫做“技术工具论”。生活中大多是技术工具论者，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话筒，大家要听得见，在线的朋友需要听得见，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工具，但是技术仅仅是工具吗？这是有关技术时代论的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拿着话筒，我们用着电，各种电子设备，包括大家首先是用智能手机看到海报，才知道这场讲座的信息，所有的信息的传播事实上现在都已经技术化。这时候，我们再想一想，技术难道只是工具吗？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技术给我们创造的一个生活世界里面吗？当我们意识到技术不只是运用的对象，而且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时候，会猛然醒悟，技术不只是工具。
我最近在想关于物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坐在椅子上，大家会遗忘椅子，它会从我们的注意力滑走，遁入背景当中。还有一类事物会遁入背景，但不是简单地被我们暂时的遗忘，而是反过来构成我们的注意力，它会反过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得以显现，我称之为“物的先验化”。什么是“先验”呢？这是一个哲学词汇，先验的意思是使得经验得以可能的要素，在逻辑上先于经验，使得经验得以可能。正是这样一些“先验化的物”使得我们这场活动得以可能，比如说电，比如说各种传媒的手段。这些东西大概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有了爆发性的发展，使得这些技术物开始不只是我们运用的手段，而是在构成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电灯、铁路，比如现在的智能手机，等等。这个意义上的技术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在今天，技术事物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运用对象，而是关系到生活世界的运转逻辑，关系到我们的自我理解，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刘擎：技术时代，刚刚余明锋讲得特别好，放到更大一点，其实人类不是现在才有技术，人类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物种，我们在生物性上是动物，跟动物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动物不会自己折腾出技术，它是按照生物生存的逻辑，生物必要性来做。当时马克思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制造工具，后来我们发现现在一部分动物也制造工具。比如说在没有水的时候，黑猩猩就把叶子咬成碎渣，下雨的时候把叶子的碎末水囤积起来，等干的时候就可以咀嚼。在远古时代也有工具，比如说大猩猩打仗用的石头，它可以磨那个石头。但是人类不一样，人类在原始的时候和这些高级动物一样在制造工具，后面最根本的改变是动物们只知其然，人知道背后的规律，破解出来了，从西方理性主义到16、17世纪科学发展、科学革命，我们搞清楚所有这些背后的物理规律——当然笛卡儿是非常重要的，培根是非常重要的——使用工具。我老是喜欢引用培根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上拷打，逼它说出真相。刑具就是科学实验的仪器，拷打就是做实验，说出真相就是规律、因果率。所以我们知道电，知道磁，最后发明电，整个现代通信设备得以发展。人在这个地方很厉害，人知道大自然背后的奥秘，然后得以做发明。这个发明的意思是我们不再接受给定的条件。动物就是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做一点点微小的加工，但是人可以反客为主。我们本来可以在大自然的必然性条件下生活，自然的动物的生活是被决定的，现在我们搞清楚，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主宰了生活，发明出各种各样不可能想象的工具。
工具不只是有function的意义，有用处，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工具构成我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的自我（理解）。我们原始的自我理解，是我依附在大自然当中，跟同类的生物群居；现在知道一些规律之后，我们发明它以后，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改变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会可以讨论。人性这个词是humannature，nature的意思就是自然，人性就是自然。人性是不变的，人性是不能考验的，经不起检验的，但是人性真的是nature的吗？当nature被我们重新揭示，重新改造，重新发明，现在所有的这些环境没有一个是自然的。自然环境变得不自然，全是人造的，难道我们的humannature能保持它的自然性吗？不是的。我们在很大的意义上，是生物性的存在，如果人是精神性的存在，包括对我们的生物性如何认知，如何感受，如何理解，才构成一种新的人类的性质，这个性质就不再是天然的，它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构成了很大的一个疑惑。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比如说古典哲学家无论柏拉图、孔子，他们“应然”、“实然”不太相同。“实然”、“自然”是这样的，“自然”这里稍微有点健康的、好的概念，比如说过犹不及，有中道的概念，离开了就是不好，“应然”就出来了。我们有自然法，自然秩序，全是在Cosmos结构里面。
古代作家不太分“应然”和“实然”，“实然”里面有病态的、健康状态的败坏。柏拉图说灵魂败坏了，和人的健康概念是一样的，是很致命的，你不健康，你病了，就是不好的状态。“应然”和“实然”非常清楚。到现在，如果用“自然”的标准，人性是不存在的或者人性是改变的，人性是有待被完成的，这大概也是尼采的问题。我们没有固定永恒的像自然那样的humannature，于是我们出现两个问题。在“实然”的意义上，我们蛮难谈永恒的人性，然后在“应然”的意义上，什么是对人类生活好的，对个人生活好的，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技术时代，技术的创新，我们每一代人似乎都是新人。
我年轻时被称作帅哥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看不懂了，跳跳舞，唱唱卡拉OK，听听流行歌曲就感觉满足了。但是生活得浅薄也可以构成人性吗？不会的，他们将来会吃苦，他们会幡然醒悟，他们会成长的。不对，到下一代他们仍然活得很好，所有那些从古典那里学到的关于人应该怎么生活，人是什么，这些非常强的信念就遭到了很强的挑战。如果没有崩溃和瓦解的话，到今天这个挑战依然没有结束。而技术时代给这些挑战带来全新的面貌。人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生活，社会应该组织成什么样，这正是亘古永恒的哲学问题，但是在这个时代是新的面貌，新的复杂性。像余明锋的著作带着深厚学理的依据来直面当下，这是非常可贵的。
郁喆隽：昨天晚上受到一个“刺激”，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活动，台上的老师讲老子有不同的版本，可能是中国古代经典当中基本文本流变性最强的、最不稳定的，加上现在考古发现，大家对于版本、字词句的注释、点校花了很多的功夫。这些是我们学人理所应当，本分要做的事情，有它的价值，要守护好它的传统。但是最后有一个数学系的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所有老师把这个问题都回避掉了，没有人回答。他问的是，人文，包括人文学科到今天还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刘老师非常熟悉，年代就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大讨论，前一辈学者讨论的问题，到今天这批“00后”又碰到了。他问这个问题并不是与人文本身的价值有关，而是更切身的问题，人文于我而言价值在什么地方？他是问很切己的问题。但是突然感觉今夕是何年？每一代人，刘老师刚刚所说，近乎于curse的说法，总有一天会碰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陷入昨天这个问题里面？第一个是今夕是何年的问题。居然到了年，复旦的同学还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本来以为他们上了一两年的通识课以后，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第二个，有可能因为余明锋写的这本书，我花了两个晚上加一个下午认真地读了，跟余明锋有很多讨论的地方。他做尼采，我做的韦伯，他对技术感兴趣，我对科幻电影感兴趣，他对超人类主义感兴趣，我最近在写超人类主义的文章，我们有许多可以聊的地方。
我把我最近的感受跟几位老师讲一下。这几年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好像赶上了一个特别例外状态的生活，我们这种人文学者，往往不是着眼于一个月、两个月、一两年，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都是短时段的变化。短时段的东西对人的冲击很大，因为就在你眼前，给你短期的记忆非常强烈，包括情绪性的记忆，为什么我陷入昨天的“刺激”里面，这都是短时段的冲击。每年有新的技术产品出来，双十一买这个买那个，今年流行买制氧机，不再买比较奢侈的高端的电子产品。很高兴现在对消费者来说，技术是短时段的东西。但是余明锋写的东西提示我们除了短时段的冲击，还有中时段，还有长时段，尤其是像有鉴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技术的演进对人来说很可能不是一个短时段的事情。技术作为人的一种生产样态或者一种生活方式的边界条件，它可能对我们这个物种，不仅仅是个人，对智人产生什么影响？它可能会来得更潜移默化，更水滴石穿，就像大家读理科的波，一个很平缓的长波和很短的短波叠加在一起可能生成一种很奇怪的共振，一个新的波形出来。我们不要被眼前短时段强烈的心理刺激变化（影响），作为哲学学者、人文学者，更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