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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世界必然败坏的想象中，将自己放置在一个绝对的受害者身份，发明一种绝对的加害者身份，并将这种单向度的结构当作世界必然变坏的原因，和自己生活困境的本质性解释。
这就是一种思考的暴力。
”
文
李厚辰
《一日谈》的六期节目结束了，我很想写些什么来总结一下这个节目的准备、播出以及后续的文章、评价和一切涟漪。
“世界还会变好吗？”这个问题从中浮现出来。
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正是认为“城市是必然（第四集）”的生活形式，借由“知识的强化（第一集）”，得到一种“世界不会变好（第三集）”的结论，因而才如此需要一种“乌托邦的解脱（第五集）”与“讽刺侮辱的快意（第六集）”。
百度搜索??《一日谈》收看我们可以面对一下这个大问题。
最初的发问者在年前，年，大学者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问他：“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三天后，梁济的尸体在积水潭被发现，梁漱溟的回答他没有相信。
我们又快到一个人们忧心忡忡地询问“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的时候，不过但凡我们如此发问，答案都不会好，产生这样的担忧，简简单单地给出“相信”世界会变好，不管包装进多么漂亮的话语，都很难驱散悲观。
所以今天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围绕这个问题，去看这个问题是如何被回答，如何被提出，到最后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克服了这个问题。
01.世界不会变好的真理们在年结束后问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早在年，我们就开始说“过去十年最糟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年有一个针对欧美国家的关于“你认为世界在变得更好吗”的调查，其中持有此信念人口数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却仅有人口数的10%持有此信念，美国为6%（现在肯定大幅度降低），德国为4%，法国为3%。这些是经验性的事实，在经验性的事实之后，我们还依靠符合经验的理论或图景，来向我们论证，未来不会变好。想一想，我们到底编织了多少种理论和图景，来证明这个观点。从“阶层固化”到“内卷”到“打工人”的经验，加上一套过于简化的《资本论》叙事，塑造了一个在资本家与商业骗局下的高压社会。这似乎只会随着企业越来越庞大，竞争越来越激烈而恶化。持续数年公共生活萎缩的经验，加上一套高技术监管社会的叙事，塑造了一个在公共权力与技术资本编织下的高压社会，这似乎只会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而恶化。在高强度对立的性别冲突中，面临层出不穷的伤害事件，加上一套“父权社会”的简化理论，塑造了一个几千年来被性别差异深度塑造不平等社会，似乎根本不存在渐进改良的路径，在个体可见的生命内，只能活在一个高度压迫的性别结构中。每年的气候灾害不断刷新“XX年来最强”；人类生存方式面对传染疾病的脆弱；北极南极冰川快速消失。加上一个“盖亚主义”的理论，环保主义者相信，我们的自然环境正快速坠落，每一年自然的反弹都会更加强烈。在个体角度，大都市的孤独与人际矛盾的加剧，加上心理学“原生家庭”、“PUA”或其他理论，促使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理解，因为自己曾经所处的环境，自己一生的厄运已经决定。同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不断走低，我们也站在人口拐点的刀锋之上，生育率的下降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盼望，而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也会随着生育率下降而激化。“马尔萨斯陷阱”似乎以另一种形式到来，那我们赫然站在了人口缩减的历史周期中，这也是个糟糕的时代。各个大国央行都在面对市场大放水，08年金融危机后，各个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建立在货币上的剥削和危机越来越强烈，物价飞速上涨，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但这又是另一种极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机制。面临二战后重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崩溃的预期，经济的末日论也被提上日程。关于“活在系统中”的经验，加上“奇点降临”、“基因改造”、“脑机接口”等理论，就是伊隆·马斯克一直宣扬的世界图景，也预示着一个差距拉大，高技术，低生活的“赛博朋克”世界。公共规范逐渐崩溃，礼崩乐坏，社会失范的经验，加上诸多宗教对于末世的预言，也让拥有信仰之人好谈我们处在“末法时代”或“敌基督的时代”，进而认为我们已经在人类时代的末尾，一个最糟糕的时候。如果你的“哲学病”还重一些，兴许还会对一些更“接近本质”的理论感兴趣。例如对人本质的失望，物理学的熵的概念，甚至一些民哲类似“物演通论”的概念，进而相信人类甚至世界，都必然走向一个下坡路。环境的、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人口的、技术的、心理学的、宗教的、性别的、阶层的，还有更多，我们有无数的视角和理论来证明，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变好了。它们都足够终极，足够强烈。如果现在反过来想，我们有什么理论，是证明世界一定会好的吗？恐怕不多。02.以下这些足够你认可世界在变好吗？站在它们对面的，是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众人士，纷纷以统计学为基础，论证其实我们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好。例如写出《真确（Factfulness）》的汉斯·罗斯林（HansRosling）和写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都列举了人类历程中的诸多进步数据。例如全球一岁儿童获得疫苗的注射率已经超过80%，过去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已经减半，战争的数量已经大大降低，全球的人均寿命已经突破70岁，儿童死亡率已经低于5%，识字率已经高于85%。所有的这些数字都在近年内发生了剧变，并在近50年的时间内加速进步。但比尔·盖茨们能够用这样的统计学来对抗上述的诸多消极理论吗？我认为有难度。因为上述的任何一个危机除了其理论，在个体身上都有实际的经验——他自己的财产，他与他人的关系，他与企业的实际关系。而进步主义者们提供的统计学，如果你不是一个在非洲或东南亚非盈利机构工作的人，恐怕这些“进步”只有历史叙事的意义。再说，所有的这些进步，几乎都可以用“城市化”以一言蔽之。人类整体的城市化水平从年的不到30%，到今天已经逼近60%。进入城市，并不是生活变好，而是说生活远离了一些“基础困境”。比尔·盖茨们一直宣扬的都是人类对“基础困境”的解决，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绝不足以支撑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市民未来”。因为旧问题去了，新问题又源源不断。人可以摆脱了暴毙和早夭，但是依然在持续的折磨中度日。看来，要证明世界会变好，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一向不喜欢轻佻的鼓励言辞，空谈相信人的潜能和所谓“向善的力量”对这个问题更没有帮助。不过，就算我们认为“世界不会变好”，又会怎么样呢？03.世界不会变好，但依然活得挺起劲世界会不会变好重要吗？因为如梁济一般自觉活不下去的人很少。今天的人擅长区分“理想”和“现实”。人们判断“世界不会好了”，大概是说“理想世界不可能到来”或者“理想世界不可能在现实”中产生，但现实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人们依然可以保住“快感”甚至“快乐”，所有那些不论明天是否到来，我们都能找点儿乐子的东西，在今天最被拥抱。理想不会降临，人们依然可以保住精神的乌托邦，以缅怀或文化消费的方式，通过迷影、艺术、文学等浪漫主义方式，直接保住自己的精神胜利。面对一个必然坏下去的世界，人们还可以激烈咒骂，讽刺，让这个世界和令他们变坏的人获得应得的惩罚和侮辱，所以报复之风盛行，对于讽刺的权利，大家也尽可能捍卫。世界可以变糟，但不代表自己的生活秩序不可能维持。比如说，“财务自由”这样的老概念又变成了“FIRE（FinanciallyIndependent,RetireEarly）”，强调极端的省钱和对金融投资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