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利和合作策略博弈带来的社会困境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利用制度激发合作是人类突破社会困境的基本出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近二十年来的发现表明，人脑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处理合作、公平、惩罚等创造和适应社会（制度）的特定机制。这使与个体心智结构-功能相匹配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维护合作，反之，则会削弱合作。因此，法律在介入市场对市场实施再调节时，需充分考虑演化而来的心智特征，如此，才可能使市场做出合适的社会选择。
关键词
社会困境合作机制同侪惩罚集中惩罚
引言：社会困境
为了应对周遭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基于混合动机的行为选择具有较强的演化适应性。一方面，漫长的人类生活史所演化出的理性分析模块是我们重要的行为思考工具，尤其在资源匮乏时期，亲自我偏好（又称理性自利偏好）下的理性决策过程被认为是个体面对竞争时的主要行为选择。许多经济学家、生物学家都试图用亲自我偏好来解释世事，认为人类“明显的”利他行为背后是自利，例如亲缘选择、互惠利他、间接互惠或有成本的信号理论（costlysignaling）等等。Kahneman与Jack等人试图对此进行修正，他们意识到亲自我机制所需考量的行为约束不仅过于复杂，并且这种非公义（nonfairness）的行为假设缺乏现实基础，故而延拓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假设，认为个体具有内部化市场正义的心理需求，它是个体幸福体验的重要组成。现代经济学又将这种内在的“快乐感”引入效用函数，把亲自我偏好下的个体理性选择解码为更具逻辑可操作性的“偏好函数最大化”选择。
然而，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行为选择与数理程序依然有别。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这意味着无论行为分析还是具体决策，个体的理性水平与认知能力不仅使之无法做出“偏好函数最大化”选择，甚至不能让其行为朝着帕累托效率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困境的出现：假设双方的合作收益远高于非合作，但只要对方不合作，自己也不愿付出成本合作，具有互动特征的低效率情境常被称为“社会困境”，便可能出现。
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对该困境的理论分析与实验模拟上，并将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形：第一，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的基本假设下，单次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唯一，且有悖帕累托效率。这是因为在该模型中行动者之间没有交互的可能，甚至无法取得与对方相关的过去任何行动信息，从而限制了行动者的合作性选择，一方面使贪婪的诱惑占优，另一方面激活行动者对他人非合作选择、以及对自己利益受损的担忧。第二，公共物品困境。在公共物品困境中，待分配的资源直接来自于博弈参与者的自愿贡献，并且这些资源不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自我消耗，甚至会按照某个比例放大，因此，该博弈集体理性的结果是大家都贡献出自己的所有资源，但此时个体理性、纳什均衡的选择可能会在他人都贡献的前提下搭便车。第三，公共资源困境。公共资源困境意味着所有潜在的参与者都可以使用该资源，直到被完全耗尽。这种资源的排他消耗性（subtractability）是困境的重要诱因。例如公地悲剧、大气污染等。公共资源困境出现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时间维度（timedimension）的深入考察，如果附加时间考量，理性个体便不会永远选择搭便车。第四，信任困境。信任困境假设委托人（trustor）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并且可以转移给代理人（trustee）一部分资源。代理人实际收到的支付会被第三方加倍，之后允许代理人回赠委托人。与公共物品困境相比，信任困境的设计扩展了被试的互动过程，允许代理人通过拒绝返回的支付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而且，由于博弈参与者数量的减少，信任困境更能体现出被试的心理过程。在信任困境下个体理性、纳什均衡的结果是不做任何交易（给予和回赠数量均为零），而集体理性选择却是双方都最大化贡献，以期待从第三方处取得最高收益。拒绝交易确实能够避免了交易成本的损耗，但却失去了效率改善的所有可能机会。
从理论角度来看，社会困境与阿罗不可能定理密切相关。在传统经济分析所限定的个体选择视角下社会困境永远存在，这种观点曾被阿罗提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所论证。阿罗指出，即使我们能够对所有个体偏好进行排序，个体理性、个体偏好也永远无法加总出集体理性、集体偏好。这意味着，在基于亲自我动机的个体理性与固定偏好假设下，经济学家们永远无法在逻辑上推导出社会总体福利函数，因为个体真实的心理评价与客观的社会选择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可以加总，其制度演化的结果不是强制，便是独裁。阿罗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只要博弈参与者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个体理性，社会困境就必定会发生，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便在所难免。
由亲自我偏好所产生的逻辑困境不仅是个体选择的困境，也是社会的演化困境（evolutionarypuzzle）：因为自利在群体中具有演化适应性，利他却有显见的成本。尽管在亲自我偏好下，个体理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由于它最终会产生社会困境，因此必须设法克服。事实上，人类漫长的演化史在形成亲自我偏好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利他特征的亲社会偏好及其表现——合作，而后者作为群体演化的结果，承担着挣脱社会困境枷锁、维护合作秩序的使命。
合作：人类生命演化史的结果
（一）关于合作的三大基本假说
众所周知，基于亲自我偏好假设下的自利选择是具有极强社会适应性的纳什均衡选择，但它是以一定的群体利益损失为代价的。本世纪初，在欧洲由宗教家和哲学家共同发起了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科学运动，其争论的焦点是对“新达尔文演化理论”（neo-Darwinian）科学性（scientificsolidity）的探讨。参与者一致认为，我们正步入并构建一个基于合作、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高复杂度（诊疗白癜风的医院诊疗白癜风的医院
